第二届银川双年展“从沙漠出发—边界上的生态学”

银川当代美术馆/银川

/6/10–/9/19

卢迎华：你是米兰一所艺术学院的专业主任，该学院十分重视策展的教学，你不仅邀请活跃的策展人，还邀请艺术家在你的学院教授策展课程。你能谈谈你对策展的预想吗？你觉得策展应如何教授？

马可·斯科蒂尼：在年，我开始在米兰的新美术学院（NABA）举办一系列名为“乌托邦之展”的年度国际会议。“乌托邦之展”的语义既指一种理想的展览—在其中，社会政治事例和实验性的策展研究能够成形。四年多来，策展人卡洛斯·巴苏瓦尔多、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丹尼尔·伯恩鲍姆、延斯·霍夫曼、罗杰·布尔格、卡特琳娜·达维特、瓦希夫·寇东、侯翰如、玛丽亚·林德、查尔斯·埃舍、克罗地亚策展群体WHW和其他几位策展人轮流主持该会议。

许多策展人随后成为将视觉艺术创作与策展训练相结合的学院课程的顾问或访问教授。但是，现在的情形略有不同。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们最初的各种策展实验被一个艺术系统改变和吸纳，而这个艺术系统始终在向市场经济与创意产业的指标（如十大人物、公众、明星艺术家和过多的宣传文章）进行妥协。

玛杰提卡·波图奇银川农居装置

策展实验的意义已远不如前，策展实践前些年在思想和言论自由方面所赢得的成就也已然失去。当面对这种僵局，我觉得有必要将策展与和它平行或互补的形式进行比较，如展览陈列、艺术传播和体制批判等。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多与艺术家合作。另一方面，正如加文·韦德在20世纪70年代正式成为策展人之前所写：有一些“策展”的案例已然存在，如年柏林的“第一届国际达达博览会”，年纽约的“超现实主义的最初文本”或年伦敦的“明天”—这些都是由艺术家策划的展览实验。

卢迎华：银川双年展是你在中国策划的第二个双年展，第一次是首届安仁双年展。从米兰到安仁，再到银川，对你来说，语境有相当大的变化。这对你的策展方法有什么影响吗？

马可·斯科蒂尼：在抵达银川之前，我不知道我会发现什么，因此，更别提要策划的展览了。然而，就安仁而言，我至少有一个参考来源—仅这一个—即布莱希特的戏剧《四川好人》的标题，但这已经足够！在安仁的茶馆中对魏明伦的作品《好女人与坏女人》（）的不经意发掘，开启了一系列我对布莱希特作品在中国的传播及其本土化过程的研究—在其中，布莱希特的戏剧已经成为创造性挪用、演变和改编的主体。另一方面，安仁的雕塑《收租院》是双年展中戏剧性元素的另一个重要参考来源。尽管事先未知展览的确切主题，但“考古式”的手法是我一直延用的，这种方法允许我将现有语境与西方的现代性进行比较。

毛同强地契装置

卢迎华：你能谈谈你在欧洲所做的策展吗？哪个展览最能代表你的策展风格？

马可·斯科蒂尼：我的工作中有两个主要的策展思路，都意在解构西方现代性的叙述。思路之一在展览“反抗档案”（–）有所体现，该展览是按照档案的形式构思的，旨在批判无法包容生活的政治策略。这个展览在十年间于世界巡展（不包括亚洲）。我称另一个较新的思路为“地缘政治与西方现代性”，该思路在展览“空荡的基座—来自东欧的幽灵”（年）、“未结盟的现代性—东欧艺术与档案馆”（年）、“太早太晚—中东艺术以及其现代性”（年）和“白种猎人—当代非洲档案与影像（年）”中有所体现。

这个策展模式也体现于我在中国策划的展览中。“档案”和“考古”（它们的共同词源不可忽视）不仅是我的策展“词典”中的两个关键词，其实也来自同一“工具箱”。它们是对整体性、普世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一种对抗。福柯用“考古学”一词进行的对历史的对抗让我始终很感兴趣。一方面，历史激励自身追溯事物纯粹和未受污染的起源（以及它们的进步），另一方面，考古学旨在通过事件的多样性和分散来化解这种努力。面对一个地域或一个事件即意味着：首先，质疑以它们作为主体的话语构成或陈述。我们在与现实的关系中，面临的时常是在知识、行为和权力之间发生的话语构成。

卢迎华：当我们共同准备安仁双年展时，你在安仁的多次参观和长时间停留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在策划银川双年展的同时，你是否也这样做？这种对当地语境的负责意味着什么？

马可·斯科蒂尼：就像堂娜·哈拉维谈论的“情境化知识”，双年展的选址意味着将个人从所有以中立性、客观性和普世主义为出发点的原则中解放出来。在银川双年展中，我们试图寻找从最广泛意义上研究生态学主题的艺术家—从蒙古和欧亚大陆，从巴基斯坦到尼泊尔，从柬埔寨到印度尼西亚。我们也追溯古丝绸之路—因此也有来自意大利、塞尔维亚、土耳其、达吉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阿富汗的艺术家。在每个展览的表象下，总是有着非常确切的地缘政治；况且，已有过多的双年展在提倡同质化和普世主义，为什么我们要再增加一个？我相信：当今，双年展是一种治理手段，它们推崇西方民主与新自由主义的主流思想。

属于当代艺术的世界即意味着在实际上放弃个人的特质，而去信奉一个不具衍生性和横断性的单一语言制。双年展的运作方式与政治组织相类似，因此，获得“平等”仅仅意味着成为它们艺术机制的一部分。因此，解放自我将意味着属于这个单一语境的艺术世界，在其中，体制继续重复着“整合或排斥”的辩证法。相反地，我认为世界上有很多我们必须